我是清华的"右派份子"
来源：ksliu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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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6年，我18岁，高中毕业，从上海考上了我的“第一志愿”——清华大学，对自己的前途满怀信心。
那年夏天，我带着行李和铺盖卷，从上海搭乘京沪线火车，经一天两夜大约36小时的长途旅行，到达北京，兴高采烈地前往“清华园”报到，却不知道一场厄运正在等待着我。
在清华大学分配好宿舍、食堂，拿到学生证和令人骄傲的长方形校徽，安顿好生活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“选择和分配专业”。
上个世纪50年代初，经过“院系调整”之后，清华大学成为专一的工科大学。我选择清华大学，就是瞄准了它的“无线电系”。
我在中学时代，就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，把零用钱全部花费在购买无线电零件上，自己制作无线电收音机和扩音机，很有成绩，而且多次在上海的“无线电”杂志上发表文章。
那个时候，我已经立定志向，要在无线电科学领域中发展自己。
万万没有想到，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系属于“保密专业”，而我的家庭出身属于“资产阶级”，不符合“保密专业”的特殊要求，因此我的申请被拒绝，专业分配改为电机系的“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”。
其实清华大学的“电机系”也很有名，系主任是章明涛教授，而“工企专业”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建的专业，是“自动化系”的前身，很有发展前途。
但是在那时，我的爱好和理想受到打击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前途受到“家庭出身”的影响，虽然进入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，却是一个受到排挤和被歧视的“另类”。
1957年春，我突然接到校党委会的通知，邀请我参加一个党委组织的座谈会，向“校党委”提意见。
“校党委”是学校的最高领导，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学校校长，是蒋南翔。
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邀请，深感受宠若惊，因此在座谈会上毫无保留地倾吐了对自己专业分配的不满。
我也许没有明确提出反对“唯成分论”，但实质是如此，不满学校用“家庭出身”来作为学生专业分配的标准。
这次座谈会之后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”的政治运动，我也贴过几张大字报，发表过一些言论，都是什么内容，我早已忘记，无非是人云亦云，跟着起哄。
只记得当时我是副校长钱伟长教授的拥护者，有人提出“教授治校”，反对“外行领导内行”，我表示支持。
其实我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：对专业分配不满。虽然有所不满，但是心情舒畅，因为终于可以畅所欲言。
“大鸣大放”很快变成了“反右派斗争”，我被划为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”，我在党委座谈会上的“向党提意见”变成了“向党进攻”，从此背上了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”的黑锅。
最要命的是，这是“敌我矛盾”，我被划为“阶级敌人”，不再是同志了。
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必须和我划清界限，就好像我得了会传染的麻疯病需要被“隔离”那样，我被彻底“孤立”了。
1957年夏天，我从北京回到上海过第一个暑假，我没脸见中学同学，不敢告诉大家我已经是“右派分子”，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耻辱，就好像是刑事罪犯一样。
从1957年到1962年大学毕业，整整5年，我在清华大学成为“反面教员”，接受了同班同学的无数次“批判、斗争”。
所谓“批斗会”，大概和电影中农民斗地主的场面差不多，参加批斗的逐个发表言辞激烈的批判言论，尽量抹黑、侮辱，我的一切都被“上纲上线”，加以否定。
我作为被批斗的右派分子，实际没有发言权，如果为自己辩护，只会因为“态度不老实”而引来更强烈的批判和指责，因此我除了无休无止的检讨反省之外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
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，尝到了“阶级斗争”的残酷性。
当时领导同班同学批斗我的，是党支部书记张姓同学，此人是个退伍军人，在同学中显得比较成熟，他个子矮矮的，很能说善辩，声音有些嘶哑。
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位党员同学不久后竟也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和我坐在同一条板凳上，挨批挨斗，据说是因为他私下里发表了一些从军期间的不满言论。
他和我一起挨斗，我暗中多少有点高兴，因为我总算有了“同类”，他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我的压力。
我在批斗会上和会后的检讨反省，却都是真心诚意的。
我深刻反省了自小在上海的“资产阶级生活”的“腐朽、堕落和脱离群众”，深深感觉到自己需要接受“劳动人民的再教育”，需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立场。
因此，当我和同学一起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时，我主动接受最累、最苦的劳动任务，在学校宿舍中，我不怕脏和臭，主动打扫厕所，希望以自己的表现来证明我接受改造的真诚愿望。
那段时间里，我还非常认真刻苦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、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论。
我相信，我的学习态度比班上的任何同学都更加虚心诚恳，而且不断用这些理论来进行自我批判，彻底否定自己。
我对自己否定得如此彻底，以至于当一位好心的女同学因为同情我，偷偷向我递送了一个纸条时，我为了表示“对党忠诚”，竟把这张纸条上交给“组织”了。
很多年后，这位同学告诉我，她因为我当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，罪名是“同情右派”。
这位同学名姓项，我虽然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，经她提起后我深感有愧，再三向她赔礼道歉。现在她住在美国旧金山，是我的好朋友之一。
1959年后，全国出现大饥荒，我和同学一起，第一次尝试了饥饿的痛苦，我主动接受了饥饿的磨练，把这作为自我改造的一部分。
也许因为饥饿的原因，对我的批斗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，我甚至感到心情愉快。
那五年中，我的确受到了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磨练。尽管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政治，接受批斗，写检讨和思想汇报，但是我并没有荒废学业。
由于参加劳动，大学又被延长了半年，我的毕业论文拿了5分，1962年上半年，我从清华大学正式毕业了。
1962年下半年，我出国回到父母身边。
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我父亲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，就暗中支持共产党，原来是个爱国的“红色资本家”。小时候我在上海永嘉路居住长大的那套“花园洋房”，后来也被他捐赠给共产党了。
在反右派斗争中，大学同班同学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，毕业后他们都留校任职，例如贺同学后来成为校党委书记，陶同学成为校党委成员，林同学成为校党委委员后调任深圳大学领导等。
他们都成为校领导，在“工字厅”上班。很多年后，我和他们半开玩笑说：你们是踩着我的肩旁上去的，应该付我一笔“垫脚费”......
若干年后，我回到清华大学参加校庆，校党委何书记找我谈话，正式替我“摘掉右派帽子”，我也就从此正式成为“摘帽右派”。
我告诉他，我虽然成为“右派”，但是学会了辩证法，对我在国外赚钱发财很有帮助。
又是若干年后，我通过朋友介绍，到北京大学拜访了钱理群教授，他是研究“反右派斗争”的专家。
我和他交流信息和看法。他告诉我，在“文革”中被斗的，“平反”后都补发被扣的工资，唯独“反右”中被斗的，“摘帽”后一直没有补发被扣的工资。
幸亏我当年是学生，没有工资问题，但是也没有付过学费，当年上大学是免费的，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是每月60元，很多年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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